第八十二章 另一份名单
战后第一场长雨把档案室后墙泡出一道灰线。藤井律让人把靠墙的木柜搬到院里晾，我从村外清理任务回来，手上还沾着拆断梁时留下的木屑。她看见我，没拿出卷轴，先指向那只最重的柜子：“若还有力气，搭把手。”
我们把柜脚从泥里拔出来，四个人才抬得动。院里已摆满摊开的旧册，纸页被细绳压着，风一吹仍要有人逐排扶住。战争结束不等于这些东西自然躲过雨。我的左眼能看见远处屋顶上一枚松动的瓦，却不能叫发霉的墨迹自己回到纸上。
方才在村外，我们把一条被神树残根掀坏的水沟重新挖通。那段根已经没有查克拉，仍硬得让铁锹弹开。同行的两名木匠负责量坡度，我用短刀削去卡住闸口的薄层，没必要对一条排水沟用轮回眼。雨刚开始落时，闸门终于能升降，水从村外的低田流向旧河道。木匠叫我回村前记得告知档案室，他们后墙所在的巷口要挖一条新沟。我想着晚些来这里说一声，没想到先看见他们把柜子抬到院里。现在墙下仍有水冒出来，我们搬完这一只还得去搬另一只。
一位年轻文书员踩在湿木板上，脚下一滑，怀里的两册旧簿往泥里落。我和藤井各伸一手接住。他抱着空了的手站了半息，才想起先把腿从木板缝里拔出来。他说那两册是战时转移时才送回来的，不知道能否再经一次水。我把簿子交给他，让他从干燥处往回走，自己拿木楔填住那道缝。藤井没有夸我救下什么历史，只叫我把楔子钉牢，下一位搬柜的人才不会再摔。同一场雨里，每个人有一小段必须看住的路。
藤井等柜子落地，蹲下去摸底板。木板夹层翘出半指宽，她没有直接掀，而叫两个负责清点的人过来，看着他们记录柜号和发现位置。底板拆开后有一层油纸，里面压着一张折过数次的姓名页。纸上有人用旧后勤印盖过角，另有三行笔迹显得更新。藤井把油纸连同底板碎片放进干燥盒，才转头对我说：“名单一部分和当年的移交登记有关。我得先核。”
我看见第一行姓氏，喉咙像被雨水堵住。上面不全是宇智波，也有当年从警务部搬出物资的人。一个名字可能只是背过箱子，也可能在明知箱里是什么时仍把它送走。纸不会告诉我他们各自知道多少。
“我能看完吗？”
“发现记录要先做齐。”藤井抬头，“你今天在场，可以签见证，不能把这张纸夹进自己衣服。”
我本来就没伸手。她还是把这句话说出来，像在替纸和我都留一点位置。我签了发现时刻，与他们一起将柜子挪到避雨处。屋里还有两排潮柜，今天不可能只看这一张纸就回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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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日后，保全组把姓名页与此前公开的灭族案材料分开摆在复核桌上。纲手在桌首，藤井坐在我对面，川濑航不在这里。他仍受保护，口供由指定人员在安全点单独取得。我只拿到他准许阅见的认证摘录，第一句便是“我只核自己经手的外仓签收”。
藤井认出其中两名后勤协助人的职务，但说名字旁的补写时间无法从油纸本身确认。她把当年自己保管过的族产移交簿翻到对应页，指出一处货物编号相同，日期却隔了五天。她的结论是这两人有搬运任务，不是已证明参与灭族决定。川濑的摘录只指认过一道外仓交接印，拒绝替未见过的箱子说明内物。这份谨慎让我不舒服，也让我没法把一张新发现的页当作比以前所有原件都强的证据。
保全组的人说第三个名字与已故的一名外勤忍者同音，纸上少一笔，可能是另一人。我问能否调他家属的私人物品比字。纲手说先查公开任务登记，家属也有权知道缘由后决定是否提供材料。她不准任何人以“只有一个音”先把那户人家写上公告。
“这次你们总不能再用全部机密封上。”我说。
“已核的部分会公开。”纲手看着我，“未核的名字若放出去，活着的家属和证人会先挨门找上。”
我知道她说的是哪一种门。川濑在这些年里换过保护点，旧案一有消息就有人摸他的路线。可若为了保护一个人，把其他人的责任再锁进柜里，我也不能接受。我们争到窗外雨又变大，保全组拿来一张分列的决定稿：已核的搬运职务与日期公开；身份尚有异议者只标序号，暂不写姓名；涉及川濑位置的页限时封存，给出下次复核的日子和负责接件的人。
“期限到了还说不清呢？”我问。
“再说明查到哪里、缺什么、为什么不能开。”纲手说，“有人复审，也有人能对这个决定提出异议。”
我把决定稿推回去，要求注明已故者的家属会由谁先告知，而不是让他们从公告上看到“有疑点”。保全组补上负责联络的名字。藤井在旁看了一遍，指出旧簿的页码写错一位。连一场决定能不能被以后的人找到，也取决于这一位数字。
出来时已过午饭时刻。井野在巷口等她所属的山中联络队换班，手里一只饭盒快被雨打湿。我替她把盖边扣上，她说自己刚从战后失踪人员登记处回来，那里的人比档案室更多，每个家属都想听一个确定的去向。她没有问我密页上有谁，只问公开会定在哪天。我说后天，她点头，记下能带哪些人去找公开说明。我们站在屋檐下分吃两只已经冷了的饭团。她把较大那只塞给我，说自己下午还要去第十班，鹿丸正和丁次补一份山路转移图。
“你今天是不是又把饭忘了？”她问。
“柜子太重。”
“柜子不会因为你饿就变轻。”她的手背上有一处旧擦伤，拿着饭盒仍很稳，“我晚上要去看我母亲。你若还在这里，就把剩下的饭自己吃了。”
我想送她回家，她已经将任务牌挂好，朝自己的队伍走去。她父亲亥一牺牲后，家里多了一些她必须亲自处理的事；她不是能在我这扇门口一直等消息的人。我吃完饭团，把饭盒擦干放进包里，记着下次见面要还。走回档案室时，藤井正和文书员争那一位页码，谁都没发现我短暂离开过。下午的工作仍是把每个能查到的人和日期放回对的位置。
公开说明的前一天，一名在族产修复中帮忙的女人到保全组门外等我。她的父亲当年替警务部修过窗，名字没有出现在这张新页上；她仍问我是否会让村里把每一个涉案者都藏到活人安全的名义后面。我带她看公开稿里已核的部分，也指出那一行没有姓名的待核序号。她不满意，问：“我们要等多少次？”
“这一次有日子。”我指给她看复核日期，“到了那天，若结论仍说不清，我会和你一样在这里问。”
她把纸推近一点，自己找到了提出异议的窗口。临走前她说纸上日期至少比一句“正在调查”更难被人忘掉。我没把这当成她已经信任木叶；她只是找到了能再来的门。
※
公开那天，聚在公告前的人比我预想得多。有些人只来确认自家名字不在纸上，有人带着旧收据，对照那些年搬运与清理的日期。藤井站在旁边回答自己能回答的簿页问题，不知道的便让人留下可回查的线索。一位老人说名单里某个后勤协助人早已死去，大家如今追他还有什么用。我告诉他追的是这项行动怎样被安排、哪些箱子被搬走，不是叫死人起来挨一刀。老人又问活人若仍在怎么办，我说该由证据说明他做过什么。两句话都没让他立刻点头。
人群里另有个少年带着父亲留下的木工徽牌。他说自己父亲也在那年进过警务部，担心新名单一出，邻居便要认定他是帮凶。旁边有人冲他喊，若没做坏事就把所有票据拿出来。他握紧徽牌，身体往后退，我从公告旁走过去，先让两人各退开一步。少年把徽牌举给我看，上面只有木工行会刻号，证明不了他父亲那天修了哪扇窗。他说家里还有旧账，我告诉他可以交可核的副本，也可以先请行会一起看，任何人不能凭这一枚徽牌替他父亲定罪。喊话的人不服，说我是在替他们找借口。我说我也想知道那天每个人做了什么，所以才需要真正能站住的证据。她指着公告问为何受害者反而还要等，问题像昨晚那个女人问的一样。我把公开的复审日指给她看，也听见自己这句回答远远不能让失去的人回来。
人群没因我说话便安静。少年在木工行会的人陪同下离开，喊话的人留下异议书。守公告的忍者问是否要把两边名字记进冲突报告，我叫他只记具体推搡与发言，别把谁家属的身份当作罪名写进去。我见过一张纸被人随手加上称谓以后，怎样在十几年里越抄越像事实。今天能做的只是不让新的一张也这样开始。
我签收了认证副本，原件继续留在独立保全组。旁边还有一份对我战前擅离、咒印研究和战时特殊行动的审查进度，注明下一次面谈。我也把日期记下，没有拿刚结束的战争要求划掉它。鸣人从人群另一头走来，手里拿着替一位不识字的老兵抄的告知单。他看到我签了名字，问我会不会亲自去找名单上的人。
“在确认身份之前，我不会。”
“等确认以后？”
“先听他们自己说。”我看着他手里的纸，“你也会在那位老兵说完之前替他填答案？”
“不会。”鸣人把纸折好，“他写得比我想的长。”
他要把告知单送去医疗所，我还要回档案室。路过院门，发现早晨晾出的几册又被风吹开，雨点快要落上去。我把副本收进衣内，先和藤井抬起屋檐下另一只柜子，给那几册腾出干处。我们用旧布擦掉柜脚泥，重新垫高。藤井说等后墙补好，还得把全部卷宗再分一次位置。我说下次带卡卡西来，他读纸比搬柜快，搬柜却未必比我快。
藤井难得笑了一下，说我先别把一个战后还要写几十份任务报告的人安排到这里。雨落下来时，最后一册已经进屋。我从墙角拿来两块旧木板，垫在柜脚下，让地上新渗出的水绕过去。藤井试着推了一下，柜子没有晃。她说这次总算不用整夜担心有人半夜来扶柜。公开稿会在外头让人争，保护页会到期再审，今天这张刚找到的姓名页则安稳放在能锁也能查的柜里。我关上窗，留下一条能通风的缝，没有让雨再次顺着墙流进去。
